翻中华书局那套《史记》修订本，中华整理第三册第1876页，书局一眼就看出问题。古籍"高祖本纪"里"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漏洞下面校勘记写着"从，百出各本作‘纵’"。中华整理这不对。书局我手头有百衲本影印件，古籍明明刻的漏洞是"从"字，哪来的百出"纵"？校勘记凭空造了个异文。

这不是中华整理孤例。前年买的书局那套《全唐诗》增订本，第十一册第4321页，古籍王维《积雨辋川庄作》"漠漠水田飞白鹭"，漏洞注里说"漠漠"一作"茫茫"。百出查宋蜀刻本，根本没有"茫茫"这个异文。注者大概是把别集的异文混进来了。这种张冠李戴，在中华书局近年的整理本里越出越多。

我书架上有三种版本的《世说新语》。1962年那版，校勘记干净，每一条都能在版本里找到出处。2011年修订本，加了大量"某本作某"，仔细一查，不少是抄的余嘉锡笺疏里的异文，但余先生当年用的什么版本、这些异文到底出自哪一卷，修订本一概不注。这就成了无源之水。读者想复核，得自己满世界找版本对。

更离谱的是标点。去年翻《宋书》新修订本，卷五十三"谢方明传"里有一句"方明深达治体，不拘文法，阔略苛细，务存纲领"，标点本断成"方明深达治体，不拘文法阔略，苛细务存纲领"。这读都读不通。查了一下，原来是照搬了某篇论文的引文，论文本身断错了，整理者没核对原书就抄进去。

有人说是工作量太大，难免出错。这话对一半。中华书局上世纪出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加清史稿，那么多卷，错误率反而低。为什么？当年每个整理者都要写校勘记，异文出处必须标明卷次页码。现在有些整理本，校勘记只写"某本作某"，不注出处，等于给读者留了个无法验证的谜。这不是能力问题，是态度问题。

我认识一位参与过修订的老先生。他说现在很多项目是"包产到户"，一个博士分几卷，限期交稿。年轻人古文底子薄，遇到疑难就绕过去，或者直接抄前人成说。抄对了还好，抄错了就是硬伤。他举了个例子：《新五代史》某卷，整理者把"其"字全部改成"某"，理由是避讳。可那卷根本不涉及避讳，改回去反而错了。

还有更隐蔽的问题——底本选择。中华书局近年重印的某些整理本，号称"修订"，其实底本换了，但校勘记没跟着改。比如《文选》某版本，原来用胡刻本文选，修订时换了尤刻本，可校勘记里还留着"胡刻作某"的旧条目。读者拿修订本对胡刻本，发现根本对不上。这种"修订"不如不修。

我不是说中华书局的书不能买。他们出的基本典籍，像《资治通鉴》点校本、《说文解字》影印本，还是靠谱的。但近十年新出的那些"修订本""增订本"，买之前得留个心眼。最好找有电子版或影印本对照的，翻几条校勘记，看看有没有出处。没有出处的，慎买。

古籍整理这行，说到底是个良心活。你偷的懒，读者迟早会发现。中华书局这块牌子，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别让几个赶工的项目给砸了。我写这些不是要拆台，是希望他们慢一点、细一点。书出来了，是要传下去的，不是放在架子上落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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