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抵御境外基督教渗透和非法宗教情况

去年冬天，开展我在中部某县城的抵御教堂门口碰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手里攥着一本小册子，境外基督教渗封面印着“福音传递”四个字，透和翻开内页，非法没有出版单位，宗教没有准印号，情况纸张粗糙得像草纸。开展她说这是抵御“上面来的兄弟”发的，每周三晚上在城郊一户人家里聚会。境外基督教渗我问她知不知道这属于非法宗教活动，透和她摇头：“信耶稣还分合法非法？非法”

这个场景不是孤例。境外基督教渗透的宗教典型路径，恰恰是情况从这些不起眼的角落切入——不是大张旗鼓建教堂，而是开展以“家庭聚会”“查经班”“慈善帮扶”的名义，在居民楼、出租屋甚至农村闲置校舍里扎下根来。他们用的圣经往往是境外印刷的，带有特定政治倾向的注释；传教人员多持旅游签证入境，短期停留后换人接力，像流水线一样保持“热度”。

我翻过几本这类小册子，里面把中国宗教政策描述成“逼迫信仰”，把依法管理说成“迫害”。这不是信仰问题，是话语陷阱。他们先制造“受害者”叙事，再把自己包装成“拯救者”，最终目的是让信众在心理上依附于境外组织。某地曾查获一批从韩国寄来的“灵修”材料，里面夹带地图，标注了境内多个聚会点的位置和联系人——这已经超出宗教范畴了。

非法宗教活动还有另一副面孔：本土滋生的邪教组织，常常借用基督教术语，比如“全能神”“门徒会”。它们不叫自己邪教，叫“传福音”。在偏远农村，一个能说会道的“传道人”加上几袋米面，就能拉走一批留守老人。有位乡镇干部跟我讲过，他们村有个老太太把养老金全“奉献”了，儿女劝不住，最后是派出所介入才拦下来。老太太哭：“我这是积财宝在天上。”——这话听着熟悉，境外渗透用的也是同一套话术。

抵御渗透，光靠堵不够。我在浙江一个教堂看到，牧师讲道时专门用十分钟解释《宗教事务条例》里关于“独立自主自办”的条款，台下坐得满满当当。他说得直白：“咱们的信仰不假，但得在自家院子里种，不能让人从墙头递种子。”这话糙理不糙。正规宗教团体如果能提供有质量的信仰生活，信众就不会被那些来路不明的“兄弟”拉走。

基层治理的难点在于识别。境外渗透往往披着“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的外衣。某高校曾有个外教，每周在宿舍办“英语角”，读的是圣经章节，参加的学生以为是练口语，后来发现他在记录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和思想倾向。这事被举报后，外教被限期离境，但留下的影响需要很长时间消除。

法律红线很清楚：《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七条对擅自组织宗教活动、接受境外宗教性捐赠都有明确处罚规定。但执行起来，基层干部常面临“管了怕影响团结，不管又怕出事”的两难。我的观察是，关键在早发现、早介入。像那位县城老太太，如果社区网格员第一次发现她参加非法聚会时就上门讲清楚政策，而不是等发展成几十人的固定窝点再处理，成本和效果会完全不同。

说到底，信仰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境外势力盯上的，正是正规宗教团体覆盖不到或覆盖不好的缝隙。填补这些缝隙，靠的是让合法宗教活动更贴近群众，让宗教政策法规更接地气，让基层治理更敏锐。这不是一场运动式清理，而是日常的、细致的、需要耐心的工作。那位县城老太太后来被安排到合法教堂参加活动，她跟我说：“早该有人跟我讲清楚，省得我提心吊胆。”——这话值得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