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温州街那家书店，台湾书店门脸窄得只容两人并行。台湾书店老板姓陈，台湾书店七十多岁，台湾书店每天下午两点准时拉开铁门。台湾书店我头回去，台湾书店他正蹲在地上整理一摞旧书，台湾书店头也不抬地说：“自己看，台湾书店别挡光。台湾书店”

书架是台湾书店铁的，漆都掉了，台湾书店露出锈色。台湾书店书摆得乱，台湾书店文学类里混着几本日文写真集，台湾书店哲学区夹着《台湾通史》。台湾书店陈老板说，这样摆才有意思，客人找书像寻宝。有回一个台大教授来淘书，蹲了三个钟头，最后买走一本绝版的《台北人》初版，花了八千块。陈老板收钱时只说了句：“这书跟了你，比跟我强。”

台湾书店的密度比便利店还高。台北重庆南路一段，鼎盛时二十多家书店连成排，现在剩不到五家。金石堂城中店关张那天，好多人去拍照，像送葬。诚品倒是越开越大，信义店二十四小时不熄灯，可那更像百货公司——书只占三成，其余是文创、咖啡、衣服。有回我在诚品翻书，旁边两个女生自拍半小时，书一页没动。她们走后，店员立刻把书摆正，动作熟练得像流水线。

旧书店不一样。牯岭街那排老房子，二楼有家“人文书舍”，老板林先生以前是报社编辑。店里没空调，夏天靠两台老电扇嘎吱转。他收书有规矩：教科书不收，励志书不收，作者送的书不收。“那种书没魂。”他说。有次一个年轻人拿本《百年孤独》来卖，扉页写着“给未来的自己”。林先生翻了翻，还给他：“这书你留着，等你老了再看。”年轻人愣住，拿着书走了。

书店在台湾不只是卖书。永康街有家“地下书店”，入口是家面店，穿过厨房才见楼梯。老板阿杰说，故意这样设计，过滤掉闲逛的人。店里只卖诗集和独立刊物，每周五晚上办读诗会。来的人挤在十平米空间里，有人念自己的诗，有人念别人的。有回一个大陆交换生念了首北岛的《回答》，念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时，阿杰突然哭了。后来他说，他父亲是白色恐怖时期坐过牢的。

数据说台湾实体书店十年少了四成。可我不信书店会死。公馆那家“唐山书店”专出学术书，老板陈隆昊坚持了四十年。有次我去，他正跟一个研究生吵架，因为对方要退一本《资本论》。“你连翻都没翻！”陈隆昊拍桌子。研究生说太贵了。陈隆昊从抽屉里拿出本二手版：“这本三百，你要不要？”研究生买了。出门时陈隆昊喊：“读完再来找我！”

我常去的那家温州街书店，陈老板最近开始卖咖啡。他说不卖不行，房租涨了。可咖啡机摆在角落，他从不主动推销。有客人点，他就现磨，磨完继续看书。有回我问他，书店还能撑多久。他抬头看窗外，巷子里一只猫走过。“撑到我死吧。”他说完笑了，露出缺了颗的门牙。

那天下午，阳光从铁窗格照进来，照在《台北人》的封面上。陈老板在打瞌睡，书摊在膝盖上。我没叫他，自己倒了杯水，坐在小板凳上翻一本旧《联合文学》。杂志里夹着张泛黄的发票，日期是1997年。书店的时间，好像一直停在某页没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