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发表
去年夏天,宗教主表我在南疆一个乡镇巴扎上碰到一件事。极端一个卖馕的思想渗透式维吾尔族大叔,摊子前突然来了两个留大胡子的现形年轻人,压低声音说了几句,宗教主表大叔脸色变了,极端赶紧把馕摊往巷子里挪。思想渗透式后来才知道,现形那两人在“劝导”他:赚的宗教主表钱不能存银行,利息是极端“哈拉姆”,要交给“更干净的思想渗透式人”去用。这不是现形电影情节,是宗教主表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到日常经济生活中的真实切片。
宗教极端思想从不贴标签,极端它像水银一样,思想渗透式顺着裂缝往生活里钻。最常见的渗透方式,是把正常宗教活动往极端方向重新定义。比如礼拜,本来一天五次,有人告诉你必须凌晨三点额外加拜,否则不算“真信”;斋月封斋,本来日出到日落,有人要求连口水都不许咽,甚至把不封斋的穆斯林邻居骂成“叛徒”。我见过一个案例,南疆某村一个年轻人因为白天在工地干活喝了水,被几个同村人孤立了整整三个月。
第二种表现是服饰和外观的强制规训。不是普通戴头巾,而是要求女性必须穿蒙面罩袍,连眼睛都不露;男性必须留特定长度的大胡子,裤腿不能过脚踝。有个县城的中学老师告诉我,2014年前后,她班上突然有五六个女生不来上课,家访发现是被家里男性亲属禁止出门,理由是“学校教的东西不清真”。
第三种是对婚姻和节日的极端干预。正常婚礼上跳舞、唱歌,被说成“罪恶”;葬礼不许哭,不许立碑,甚至不许记住死者名字。我读过一份内部通报,喀什某乡一对新人结婚,因为放了音乐,半夜被几个蒙面人砸了窗户,新郎被打断两根肋骨。
第四种渗透藏在“清真”概念的泛化里。清真食品本来有明确范围,但极端分子把它扩大到牙膏、纸巾、衣服、甚至水泥。有个开超市的汉族老板跟我抱怨,有人要求他把所有商品分“清真区”和“非清真区”,连洗衣粉都不能混放。这背后不是信仰,是制造隔离。
第五种是对教育的敌视。他们散布“上学没用,学古兰经才是正道”,煽动家长让孩子辍学去地下讲经点。我采访过一个从地下讲经点跑出来的少年,他说那里每天只干三件事:背经、听仇恨演讲、看暴力视频。讲经人告诉他,杀死一个“异教徒”能上天堂。
第六种是经济上的“净化”。除了前面说的拒绝银行利息,还有拒交电费、水费,理由是“国家的东西不干净”;把政府发的扶贫羊卖掉,换成钱交给地下讲经点。南疆某村曾统计,有17户贫困户把扶贫牛卖了,钱给了“宗教人士”。
第七种是利用互联网碎片化传播。不是长篇大论,而是几十秒的短视频:一个蒙面人对着镜头说“你不做礼拜,真主会烧你全家”。配乐是恐怖音效。这些视频在私密群里转发,删得很快,但影响极坏。我见过一个初中生手机里存了二十多个这类视频,他说“看着害怕,但忍不住看”。
第八种是对世俗法律的公开否定。他们说“国家的法律是卡菲尔(异教徒)定的,穆斯林不能遵守”。于是出现私设宗教法庭、私自惩罚“通奸者”、抵制计划生育。2013年,和田某乡一个妇女因为做了节育手术,被几个极端分子堵在家里殴打,理由是“断了穆斯林的后代”。
第九种是对儿童下手。不是直接招募,而是通过改儿歌、改童话。把《小兔子乖乖》改成“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不开不开我不开,卡菲尔来了”。把正常儿童游戏说成“模仿异教徒”。一个幼儿园老师告诉我,有孩子突然不敢玩积木,说“搭房子是给卡菲尔住的”。
第十种是空间上的排斥。在村里划出“穆斯林区”和“非穆斯林区”,不许非穆斯林走某条路、用某口井。我见过一个汉族农民,因为浇地时用了“穆斯林水渠”的水,被人把水渠填了,还威胁要打断他的腿。
第十一种是对文化活动的敌视。麦西来甫(维吾尔传统歌舞聚会)被说成“淫乱”;弹奏都塔尔、热瓦普被说成“魔鬼的声音”。2012年,莎车县一个民间艺人因为在家弹唱,被人举报,乐器被砸,人被打伤。
第十二种是对医疗的抵制。说打针吃药是“改变真主的创造”,孕妇不许去医院生产,孩子不许打疫苗。我认识一个乡卫生院院长,他说2015年之前,每年都有几个产妇死在家里,家属拒绝送医,理由是“死了是殉教”。
第十三种是对国旗和国家象征的侮辱。不是明着烧,而是偷偷把国旗踩在脚下,或者把国旗图案印在鞋底。一个村支书告诉我,他曾在垃圾堆里捡到一面被剪碎的国旗,上面写着“卡菲尔的布”。
第十四种是对“异教徒”的仇恨动员。不是直接说“杀”,而是说“他们抢了我们的地、我们的钱、我们的女人”。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异教徒压迫”。我听过一个地下讲经点的录音,讲经人说“汉族人吃的每一口饭,都是从维吾尔人嘴里抢的”。
第十五种是对“殉教”的美化。把自杀式袭击者说成“英雄”,把他们的照片印在日历上,把他们的“事迹”编成诗歌传唱。一个被抓获的极端分子交代,他之所以愿意当人体炸弹,是因为讲经人告诉他“你死了,真主会给你72个处女”。
这些表现不是孤立的,它们像一张网,从经济、教育、婚姻、文化、医疗各个方向收紧。我写这些,不是要制造恐慌,而是想说:极端思想最怕的就是被看见、被说破。你越清楚它的套路,它就越难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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