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6年，康熙字典一部收字四万七千零三十五的康熙字典字典在武英殿刻印完成。康熙皇帝给它写了序，康熙字典说这部书“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康熙字典这话说得挺满，康熙字典但《康熙字典》确实撑住了这个评价——它是康熙字典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字书，也是康熙字典此后两百年间读书人查字的标准工具。

编这部书的康熙字典人叫张玉书、陈廷敬，康熙字典带了三十多个翰林。康熙字典他们干活的康熙字典地方在武英殿旁的一个院子里，冬天冷得砚台结冰，康熙字典夏天热得墨汁发臭。康熙字典有个参与编纂的康熙字典翰林在笔记里抱怨，说每天要核对上千个字头，康熙字典眼睛都快瞎了。这些人大多是科举出身，对字形的敏感度极高。他们定下的体例很清晰：按部首排列，部首顺序依照笔画多少，同部首的字也按笔画排。这个规则今天看着简单，当时却是个突破——以前的字书要么按韵排列，要么按类别分，查起来全凭运气。

全书分十二集，用子丑寅卯标目。每个字头下面先列《唐韵》《广韵》《集韵》等韵书的反切注音，再引《说文解字》解释字义，然后罗列各种古籍中的用法。比如“一”字，先注音，再引《说文》“惟初太始，道立于一”，接着引《易》《书》《诗》里的例句。这种编排方式让查一个字等于翻了一遍小型文献库。有个细节很有意思：编者对异体字处理得很谨慎，凡有不同写法都列出来，注明“同上”“俗作某”。这种态度在当时的工具书里不多见。

不过这部书并非没有毛病。最大的问题是引书错误多。清代学者王引之在《字典考证》里挑出两千五百多条错误，多数是引文与原文不符，或者把两个不同来源的句子拼在一起。比如引《史记》某句，实际出自《汉书》。这种错误在四万多字的规模下几乎不可避免——三十几个人要翻遍经史子集，抄录时看走眼太正常了。还有个别字头归部不当，像“望”字归入“月”部，其实从“亡”得声，按《说文》应入“亡”部。这些瑕疵不影响它作为工具书的使用，但说明它并非完美。

民间对这部书的依赖程度，从一件事能看出来。乾隆年间有个书生考据“羹”字，翻遍手头字书都找不到满意解释，最后跑到藏书楼借《康熙字典》，发现里面引了《尔雅》《说文》和《仪礼》郑注，这才把字义理清楚。他后来在文章里写：“若无字典，几乎错解经义。”这种依赖延续到民国——鲁迅写《阿Q正传》时，案头就放着一部《康熙字典》，查“癞”字怎么写。

有意思的是，这部书在日本的传播比在中国本土还热闹。江户时代有个叫冈白驹的学者，专门写了本《康熙字典考异》，逐条订正错误。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用《康熙字典》做底本编《大汉和辞典》，反过来影响了中国近代辞书的编纂。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辞源》，体例上就参考了《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法，但注音改用字母，释义更口语化。这算是一种接力。

今天用《康熙字典》的人少了，但研究汉字的人绕不开它。它保存了大量古音古义，有些字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查不到的古义，翻《康熙字典》还能找到线索。比如“该”字，现代多用“应当”义，但《康熙字典》引《广韵》注“备也”，又引《穀梁传》“该之为言备也”，这个“完备”的古义现在几乎不用了，读先秦文献时却可能碰到。这种价值是后来很多字典替代不了的。

武英殿刻本现在存世不多，国图藏的那部有康熙御制序，钤“体元主人”印。纸是开化纸，墨色匀净，字大如钱。翻的时候能感觉到纸面微微起伏——那是木版刷印留下的痕迹。四万多字头排成十二集，每集又分上中下，查一个字要翻半天。这种“不方便”里藏着一种认真：编书的人没想让你速查速得，他们想让你在翻检中顺便看见字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