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卧底广州城中村的卧底出租屋里，阿强把警员证塞进墙缝，卧底用劣质发胶把头发梳成赌场马仔最爱的卧底背头。镜子里的卧底自己，颧骨上多了道新鲜的卧底刀疤——昨晚“办事不力”，被老大当众划的卧底。他摸了摸伤口，卧底疼得咧嘴，卧底但心里踏实：这刀疤能让他在组织里的卧底位置再稳三分。
卧底第五年，卧底阿强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卧底警察还是混混了。上个月他亲手抓的卧底毒贩，正是卧底当年带他入行的“师父”。庭审那天他坐在旁听席，卧底看着师父戴手铐经过，对方突然停下，盯着他看了三秒，笑了：“小子，你眼睛里有东西，我早该看出来的。”阿强没躲，回了一句：“师父，你教我的，干这行别信眼睛。”走出法院他吐了半小时，不知道是胃里的酒还是别的什么。
最要命的是女儿。三岁那年他“失踪”，现在闺女上小学了，每次执行任务路过校门口，他都得绕道走。有次实在忍不住，远远看着她在操场跳皮筋，马尾辫一甩一甩的。同事在耳机里催：“强哥，线人到了。”他掐灭烟头转身，听见背后传来女儿的声音：“爸爸！”他僵住了，没敢回头。后来才知道，那是别的孩子在喊自己的爸爸。
组织里不是没怀疑过他。去年扫黄行动，警方端了他们一个据点，老大把所有人叫到仓库，枪就搁在桌上。“内鬼是谁？”没人吭声。阿强第一个站出来：“查手机，查通话记录，查银行流水。”他主动交出所有通讯工具——当然，事前已经处理干净。那天他亲手拷了两个兄弟，其中一个跟他同吃同住三年，临走时往他手里塞了包烟，低声说：“兄弟，别让我在里面待太久。”
那包烟他没抽，锁进保险柜里，和警徽放在一起。有时候深夜盯着这两样东西，会觉得荒诞：一边是法律和正义，一边是情义和信任，它们在他身上拧成一股绳，勒得他喘不过气。但绳子勒得越紧，他越清醒——自己是谁，要干什么。
上周收网，整个团伙一锅端。阿强站在警局大厅，同事们给他递水，有人拍他肩膀说“辛苦了”。他低头看自己，还穿着那件沾满烟味酒气的花衬衫，和周围笔挺的制服格格不入。他走进更衣室，把衬衫脱下来叠好，放进储物柜最底层，然后换上警服。镜子里的脸，刀疤还在，但眼神变了——不是狠，是亮。
后来有人问他，这五年值不值。他想了想，说：“我女儿现在知道她爸是警察了，上星期她画了幅画，画里我穿着警服，没刀疤。”他顿了顿，“但她不知道，我衣柜里那件花衬衫，我永远留着。”
有些路走进去，就再也没法干干净净地走出来。但阿强说，他不后悔。因为那条路尽头，不光是案子破了，还有他闺女能光明正大喊他“爸爸”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