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开课

2000年那个秋天，开课我蹲在村口小卖部门口，开课看老板用圆珠笔在一张烟盒纸背面写写画画。开课他算的开课是开学要交的费用：学费杂费书本费加起来，正好两千出头。开课旁边几个家长凑过来看，开课有人咂嘴说这数字真整，开课有人已经开始盘算家里那几头猪能卖多少钱。开课

那会儿两千块不是开课小数目。我父亲在镇上砖厂搬砖，开课一个月挣四百多。开课母亲种两亩菜地，开课赶集卖菜一天能落个二三十。开课两千块意味着他们得攒小半年，开课还得是开课不吃不喝那种攒法。可开学那天早上，我看见父亲从里屋出来，裤兜里鼓鼓囊囊塞着一沓钱，有零有整，用橡皮筋扎着。他骑那辆二八大杠送我去学校，路上没怎么说话，只在过桥的时候突然冒出一句：“好好念。”

学校在县城边上，一栋四层教学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在太阳底下晃眼。报名处排了长队，家长们都把钱包攥在手里，有的用塑料袋裹着，有的直接揣在贴身的衬衫口袋里。轮到我父亲时，他从裤兜掏出那沓钱，手指头沾了点唾沫，一张一张数给窗口里的老师。老师头也不抬，数完往抽屉里一扔，撕了张收据递出来。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那两千块具体花在哪儿了，我后来查过收据。学费八百，杂费三百，书本费四百，剩下的五百是住宿和校服。校服是蓝白相间的运动服，料子硬邦邦的，洗两次就起球。但没人抱怨，因为大家都一样。宿舍是十二人间，铁架子床，翻个身就吱呀响。晚上熄灯后，有人打手电筒看书，光柱在天花板上晃来晃去，像探照灯。

我同桌叫刘建军，他爸是开拖拉机的。开学第二周他跟我说，他家那两千块是借的，三分利，年底得还两千六。他说这话时正用圆规在橡皮上扎洞，扎一下说一句：“我爸说没事，粮食卖了就还上。”可那年秋天雨水多，稻子倒伏了不少，后来他爸来学校送咸菜，我看见他蹲在操场边抽烟，烟灰掉在鞋面上也不弹。

那时候没有手机转账，没有助学贷款，两千块就是硬碰硬从土里刨出来的。学校小卖部一包方便面五毛，火腿肠三毛，很多同学从家里带炒面，用开水一冲就是一顿。有个女生总在教室后头啃馒头，就着自家腌的萝卜干，她成绩特别好，后来考上了师范。

现在想想，两千块改变了很多东西。它把农村孩子和县城孩子放在同一间教室里，虽然穿的用的不一样，但黑板上的字是一样的。老师不会问你家里挣多少钱，只问你作业做没做。那种公平很粗糙，但很实在。

前阵子我路过那所中学，校门口挂了电子屏，滚动显示收费标准。我站那儿看了会儿，数字已经涨到八千多了。门口停着不少私家车，家长们坐在车里等孩子，空调开着，车窗关得严严实实。我突然想起父亲那辆二八大杠，想起他裤兜里那沓用橡皮筋扎着的钱，想起他数钱时沾唾沫的手指头。

两千块搁现在，可能就是一部手机的钱。但搁在2000年，它是一个农民家庭半年的全部结余，是一个父亲沉默的承诺，是一代人踮着脚够到的起跑线。那年开课铃响的时候，我们坐在崭新的教室里，谁也没想过这些。只觉得课本油墨味挺好闻，新校服穿着有点扎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