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公示

2018年6月，年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家社金项网站上挂出了那份长长的立项名单。我盯着屏幕翻了十几分钟，科基最大的目立感受是：冷门题目真不少。比如有个项目叫《清代粮价波动与地方社会应对机制研究》，年国还有一个是家社金项《基于语料库的东北官话语法化路径分析》。这些题目放在十年前，科基大概率连初审都过不了——那时候评审偏好宏大叙事，目立动辄“一带一路”“供给侧改革”。年国风向确实变了。家社金项

当年公示的科基立项总数是5002项，比2017年多了近200项。目立重点项目358项，年国一般项目3147项，家社金项青年项目1497项。科基数字本身没什么好说的，但拆开看就有意思了。青年项目的增幅最明显，比前一年多了11%左右。我认识的一位在地方社科院工作的朋友，那年正好中了青年项目，他跟我说：“以前评职称要熬到四十岁才有资格报，现在三十五岁以下单独赛道，压力小多了。”这话不假，2018年青年项目负责人里，80后占了将近七成。

学科分布上，应用经济、管理学、法学依然是大户，三个学科加起来占了立项总数的近三成。但真正让我意外的是“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个冷门门类，居然立了182项，比2017年多了30多项。后来一查才知道，那年国家在推“数字人文”方向，很多高校的图书馆学系临时把课题方向往这个热点上靠。有个在武汉大学读博的师弟，本来做的是古籍版本目录，硬是把开题报告改成了《数字人文视角下的古籍知识图谱构建》，结果还真中了。他后来跟我吐槽：“不改不行，不改连申报书都递不上去。”

地域分布还是老样子。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稳居前四，四地加起来占了立项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北京一个市就立了680多项，比西部十二个省区市的总和还多。我在兰州出差时跟当地一位教授聊过这事，他点了根烟，说：“我们不是没选题，是没平台。评审专家一看单位是西部普通高校，第一印象就打了折扣。”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2018年的数据确实显示，西部高校的立项率比东部低了将近8个百分点。

还有个细节挺有意思。那年公示名单里出现了好几个“非典型”单位——比如某家省级党校立了4项，某家社科院下面的边疆研究所立了3项。放在过去，这些单位基本是陪跑的。我翻了一下这些项目的题目，发现它们有个共同点：切口小，材料扎实。有个党校老师做的课题是《驻村第一书记行为逻辑的田野调查》，光访谈笔记就整理了四十多万字。这种活儿，名校教授未必愿意干，但评审专家看得出来谁下了功夫。

公示期是七天。那七天里，学术圈的微信群比平时热闹不少。有人晒立项通知，有人发红包，也有人抱怨“同题不同命”。我印象最深的是某位连续申报了四年的老师，那年终于中了，他在朋友圈写了句话：“第四年，我把题目从‘论’改成了‘基于……的实证研究’，就中了。”这话听着像玩笑，但2018年的立项名单里，“实证”“案例”“机制”这些词的出现频率，确实比“论”“析”“探”高出一大截。

名单公示完第二天，我下载了完整的Excel表格，按单位排序看了一遍。发现一个现象：师范类院校的表现特别抢眼。北京师范大学立了47项，华东师范大学立了39项，华中师范大学也有31项。这些学校在传统文史哲领域底子厚，但2018年它们的立项里，教育学和心理学占了将近一半。有个在华中师大读博的朋友说，他们学院那年下了死命令：申报书里必须写清楚“政策建议”和“社会效益”，否则不给盖章。学术研究要不要这么实用，可以争论。但2018年的立项数据摆在那儿：纯理论项目的比例，确实在往下走。

最后说个让我有点感慨的事。那年有个立项题目叫《农民工子女教育获得感的形成机制与提升策略研究》，负责人是位刚从英国回来的80后女老师。她跟我聊过，说这个题目是她带着学生在城中村做了半年调研才定下来的。公示那天她特别高兴，说终于可以给那些接受过访谈的家庭一个交代了。学术圈经常被批评脱离现实，但2018年的这份名单里，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在认真看脚下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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